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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1947年6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解放区迅速扩大。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广泛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持续高涨,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单选)
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作战,使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l947年7月,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而且士气低落。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发展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近100万人,其武器装备因大量缴获而得到很大改善,机动兵力大大增强,逐渐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
根据这种形势,中共中央果断决定,不待完全粉碎国民党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将人民解放军主力打到外线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将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部署,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大量歼敌,配合华东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随后千里跃进大别山,在鄂豫皖实施战略展开。与之相配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支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相互策应,机动歼敌。它们调动和吸引国民党军南线全部兵力l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周围,迫使国民党军处于被动地位。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由此揭开。
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中,由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于1947年8月中旬,扭转了西北战局,结束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于同年l2月转入反攻;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等,也在同时加紧发起攻击,渐次转入反攻。期间,晋察冀野战军于11月12日攻占石家庄,开创了人民军队攻占大城市的先例。同年夏季,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反攻,至11月初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
上述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宏阔态势。
(二)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年l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正式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和全国人民的斗志。(单选)
同年l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单选)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在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多选)
1948年4月.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强调,全党同志必须牢牢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必须懂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注意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善于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以便把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地向前推进。
二、土地改革与农民的广泛发动
(一)从《五四指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决定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单选)此后,通过开展清算斗争等,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即有2/3的地区基本上实际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
1947年7月至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了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在这个大纲的指引下,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广大农村迅速掀起。
(二)土地改革运动的热潮
1947年下半年和1948年初,土地改革运动在各解放区广泛发动。这期间一度发生过侵犯部分中农利益、侵犯某些民族工商业;许多地方斗争地主、富农的方法不适当等“左”的错误。中共中央一经发现,便立即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纠正。l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了土地改革的经验,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总路线,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多选)
经过土地改革运动,解放区广大农民实现了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解放区出现了新面貌:广大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更加信任和拥护,工农联盟以及解放区的人民民主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广大农民从封建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解放区农村的经济面貌得到明显改观;大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军,配合解放军作战,人民解放战争有了巩固的后方和最基本的人力和物力保证。
三、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危机和第二条战线的开辟
(一)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危机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深。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多选)
第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把接收变成“劫收”,大发“胜利财”,从而使更多的民众期望破灭。
第二,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实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为了支持这一内战,他们从多方面加剧了对广大人民的疯狂掠夺。如据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数字,l945年全国田赋征实为5 900余万担,l946年则猛增为ll7 567万担,较抗战前赋额增加4倍以上。又如滥发法币,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已比1937年抗战前增发47万多倍,而物价跃至7 255 862倍,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飞涨,使人民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洗劫。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工商业愈加走向破产,1946年入秋以来的几个月问,仅重庆一.地,倒闭的大小商号即达700余家。农业凋敝,l947年全国农作物总产量比1936年减少了33%~44%,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公教人员和学生群众的生活也陷入了难熬的困境。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将全国各阶层人民置于饥饿和死亡线上,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除此以外,再无出路。
(二)学生运动的高涨
国统区人民所进行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以学生运动为发端。1945年发生在昆明的“一二·一”运动,以“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基本口号。(单选)它吹响了国统区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一声号角,在全国范围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6年12月30日.为抗议驻华美军强暴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女学生,以“抗议美军暴行!”“美军退出中国!”为基本口号的抗暴运动(也称“一二.三〇运动”)在北平爆发。(单选)十多天内,这一斗争扩展到l4个省26个城市,参加罢课、游行等的学生总数达50万人。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地区16所专科以上院校学生6 000余人汇集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宪警的镇压。(单选)同日,天津南开、北洋两校的游行学生,遭到特务的殴打,许多人受伤。南京、天津的流血事件,便是震惊中外的“五二〇”惨案。在中国共产党各级相关组织的领导下,“五二〇” 以后,学生们提出了“反迫害”的口号,运动向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目标发展,并迅速扩展到60多个大中城市,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到一起,标志着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正式形成。
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1947年10月后,爱国学生进行着更加英勇、顽强的斗争。由于他们越来越把祖国的前途和自己的希望寄托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因此这一阶段的主要斗争口号,便由“反饥饿、反内战”,改为“反迫害”了。1948年5月至6月,爱国学生掀起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法西斯的运动。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各地爱国学生普遍进行了“迎接解放”的斗争。
四、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
(一)工人、城镇贫民和农民运动的发展
学生运动的高涨,推动了整个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
国统区的广大工人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全面内战爆发后,1947年间,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中,先后有l20万工人举行罢工。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决战阶段后,广大职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护厂、护矿,反破坏、反搬迁的斗争。
1946年7月,浙江、广西、江西等省的一些市县发生抢米事件。1947年5月到6月,饥民的“抢米”风潮席卷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四川等省的40多个大小城镇。许多地方的抢米风潮,由骚动发展为反对政府的直接斗争。
在农村,农民不断掀起反抗国民党当局抓丁、征粮、征税的浪潮。1947年1月,民变地区扩展到300多个县。中共地方组织还在广东(含海南岛)、湖北、安徽、福建、江西等一些地方的农村中,恢复和发展人民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
(二)台湾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民主运动
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单选)抗议反动军警屠杀市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又遭国民党军警镇压。2月底3月初,台湾各地汉族、高山族人民纷起响应,夺取武器,举行起义,并攻占台中、嘉义等城市。国民党当局从大陆调来大批军警、特务,对起义群众进行镇压。3月14日,起义失败。二二八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有力地显示了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的暴虐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革命精神,它是全国人民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4年秋,原新疆省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专区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群众,因不堪忍受以军阀盛世才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爆发了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武装斗争,并于1945年建立革命政府,史称“三区革命”。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区革命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派出代表团同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并于1946年1月初签订ll项和平条款。但它很快就推翻和平条款,加紧镇压新疆人民的革命运动。新疆各族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
1947年初,内蒙古东部大部和中部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同年4月,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乌兰浩特举行,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等文件。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乌兰夫为主席。内蒙古人民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单选)
这些事实表明,不仅在军事战线上,而且在政治战线上,国民党政府都打了败仗。这个政府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l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社论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五、各民主党派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
(一)备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中国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少数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简要介绍如下:(多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47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第一次联合会议在香港举行。1948年1月1日,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l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由三党三派联合组成。它们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前身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黄炎培、张澜先后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同年11月16日,张澜在重庆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l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5年l2月16日,由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以及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发起,在重庆成立。黄炎培、胡厥文等当选为常务理事。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l945年12月30日,以文化教育出版界知识分子为主,还有一部分工商界爱国人士,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会务由马叙伦负责。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1930年8月9日,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邓演达当选为总干事(1931年11月,邓演达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1935年11月10日,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3日。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任主席。
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1925年10月,由华侨社团美洲致公堂发起,在美国旧金山成立。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改组,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党。选举李济深为主席(对外未公开),陈其尤为副主席。
九三学社。1944年底,一批进步学者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政治民主,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与民主科学精神,在重庆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为纪念l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建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在重庆正式召开九三学社成立大会。许德珩等当选为理事。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在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以后,由一部分从事爱国主义运动的台湾省人士于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召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委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l2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谢雪红任主席。
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单选)它们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而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在它们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少数共产党人。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庆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期间,各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面”,主要同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和平民主而共同努力。
第二,在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时,民主党派中的大多数同共产党保持一致,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反对国民党炮制的“宪法”。
第三,民主党派的许多成员积极参加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有的为此流血牺牲,如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
第四,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并且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1948年初,各民主党派都公开宣言,站在人民革命一边,同共产党一道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并在实践中不断进步,是各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表现的主要方面。
抗日战争胜利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曾经鼓吹“中间路线”,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他们主张政治上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不准地主官僚资本家操纵;经济上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但不容官僚买办资本横行。他们所提倡的实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走的是旧民主主义的道路。
但是,中国在战后面临的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尖锐斗争。客观形势决定了人们没有走中间路线的余地。持有中间路线想法的人们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们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
尽管民盟等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以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l947年l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单选)同年ll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民盟总部即日解散。这就使在国民党统治下进行的和平改良的“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归于破灭。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明确宣告,民盟坚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表示今后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单选)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国民党的反动政权陷入众叛亲离、彻底孤立的境地。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1948年4月30 F1,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从当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分别从香港、上海、北平及海外,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章伯钧等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意见为中共中央所接受。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拥护中共提出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 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同全国各界人民代表一道参加建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